称某位艺术家为“某国艺术家”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正确姿态，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最聪明的艺术家总是在当地创作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展出作品。从概念上来说，总是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只去理解那些你认为特别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从经济上来说，单独的一个城市也不能支撑起你完整的艺术事业。而这样的弊端在于，我们如何来认知我们到底是谁?当周围的一切都试图使我们变得平凡而大众时，我们应该关心些什么?

　　最近有许多场展览都是关于艺术是如何受国籍的影响的，也许这是对各种艺博会中普遍的氛围进行的一次回应。近日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设学院(School of the Museum of the Fine Arts)举办的展览“Disponibl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疑问：一位墨西哥艺术家意味着什么?这场展览本身很不完整，理应用一本书来为其提供文本支持;但作为对墨西哥的现状与潜能的一次粗略探索，这场展览是清晰易懂而且系统的。

　　展览的标题来自于墨西哥空闲的广告牌上的标语，即示意这些广告牌目前还未被占用。“disponible”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它可以被译为“可用的(available)”或是“可改变的(changeable)”。这个词用在这一部分是暗示了墨西哥可调整、引人注目而且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另一部分则巧妙地表明了墨西哥的艺术家与画廊在国际艺术市场上占有相当可观的份额。毕竟，这里提到的广告牌不断地提醒着“就业机会的提供者”他们可以立刻增强自己的品牌实力。

　　这场展览的展出作品并没有把墨西哥当作是一个充满了毒贩子和低薪工作者的国家。马塞拉·阿玛斯(Marcela Armas)的影像作品“Ocupación”为我们呈现了她在2009年时进行的行为表演，在其中，她假装自己是一辆车，步行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她背着一个带有扬声器的双肩包，当她不得不在街道上停下来时，她就会使用那个扬声器。交通的拥堵是我们普遍都关心的一件事，但我们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海克特-萨莫拉(Hector Zamora)的作品“White Noise- Shed 6”是一件关于新西兰土地与殖民地权利之间的关系的装置作品。在英国将新西兰扩展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土地权就通过在私人财产的边界上插白旗这种方式进行划分。萨莫拉在奥克兰的一个海滩上插下了500多面旗子以展开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对话;在一天之后，市长要求萨莫拉将他的作品移到私人财产中进行展示。这样一来，这件作品与公共空间就没有实质性的连接了，从一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转变成了私人的雕塑式领土;这个公共问题也被“流放”到了个人的立场上。市长这样做是试图阻止这种公共政策问题的出现，将作品从对当地法规的调查研究转变成了一种普遍而且象征性的殖民批判。它在波士顿的展出则反映了它如何成为了一件“无家可归的”艺术品。

　　曼努埃尔-罗恰(Manuel Rocha Iturbid)的作品“I Play Drums with Frequency”在整场展览中十分引人注目。它完美地表现出了展览标题的含义不明，从政治角度来说，它最不公式化，同时也最迷人而神秘。它请求观众正视他们对墨西哥艺术的老一套的看法。这件具有创新性的声音雕塑不是用鼓槌来敲鼓的，而是用小的扬声器。艺术家本人创作的一支电子配乐使整个作品、乃至整个展厅都跟着一起颤动起来。这是一件独立而且价格非常适合的作品，在艺博会上展出它的话肯定会获得很好的成绩。作品发出的声音和这个城市空的广告牌一样吸引了许多注意力，仿佛是在说：“快来买我吧!我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