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北大让我抱憾27年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访历史系朱青生教授

　　一、寻觅：追求艺术之上的人生轨迹

　　记者：朱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77级大学生，1978年春季入学，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在那个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年代，学艺术的人应该都是非常执着的。您是何时对绘画产生兴趣的?

　　朱老师：我最初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不在画画上，走上艺术这条路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机缘。我中学时数理化都还好。1973年邓小平曾短暂复出，学校恢复文化课学习，在一次竞赛测验中，我在全校一届大约300个学生中位居第二。第一名是我的好友，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我其实心里不认为自己比他差，因为他回家后，他妈妈要逼他读书、学习;而我在家的时候，我妈妈规定我不能做任何功课，回来只能习画。之所以我只能习画，是因为我的父亲被错划“右派”，母亲认为原因就在于他读书太多，于是坚决不让我多看“闲书”，而是学习一门手艺。江南一带，自古就有家藏书画的传统，民间藏龙卧虎，于是我就跟着一些老先生学画，观赏。

　　南师(当时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就是原来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美术系，曾有良好的教育与艺术传统。徐悲鸿先生在这里任教时，发现并倾力资助傅抱石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1977年大学招生名额少，艺术类更少，当时在北京的中央美院、在南京的南京艺术学院都不招生，我们整个江苏只有南师美术系招生。那时有点艺术特长似乎是很风光的事情，因为任何人都能去考综合性大学。刚恢复高考，整个镇江市77年有200多人报考美术专业，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如果我当年考不上，第二年一定会去报考理工类专业的综合性大学，那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

　　记者：您在大学期间怎么学习的?当时在艺术领域，中国也与世界隔绝很久了。

　　朱老师：是这样。不过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学院整天要练习的写实绘画远远不适应艺术在出现了机械摄制技术(摄影、电影、电视)之后的发展，很难触及根本的“艺术”的意义。为了表达我的意见，我找了一张《人民画报》上的照片，把它画成了一幅油画。画完以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剪下来贴在画的中间，并写上了“现实主义”几个字。用我们任课的吴东樑老师的话说，我这是“搞颠覆”。

　　记者：老师生气了?

　　朱老师：没有。老师对我很好，他其实也觉得我说得有点道理，但他作为老师必须按部就班地执行教学计划，而且那时文革刚结束，社会上和学校里“左倾”思想还相当严重。吴老师于是和我做了个“交易”，我可以自主学习，但绘画作业需要应付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每周都画长期作业，从周一到周五，两个星期交一张。只有星期六上文化课，星期天休息。我几乎是所有文化课的课代表，外语、中文这些课我全是高分。吴老师就觉得我这个人“读书”很好，就建议我往学者方面发展。他对我说：“你呢，星期一上午来，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再来一次，中间随意来混混，交张作业，我给你成绩‘良好’(五分制，相当于B)，其余时间你可以到图书馆读书。” 所以从那时起我走的就不是画家这条路，后来也果然成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