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ON SPACE第二次展览“不虚此行”在北京燕郊弄得噱头十足，上海“激烈空间”也在福州路的石库门里开张营业。由艺术家自筹经费与自行管理的艺术空间都以自力更生的姿态扩张着非盈利艺术空间的版图。这是自媒体时代中艺术青年在大都市的“蜗居”现象。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不明确;对艺术充满执念，也充满了幻灭。

MATEL展览现场

　　这不由让人想起“星星画会”，“星星画会”无疑是一种争夺话语权的行为，对抗意识形态的挑衅行为。“独立”这个词在那个时代被强调就是最大的挑衅。而社会迅速的转型，进入商业社会，“独立”则蕴含了更直接的经济含义;“独立电影”，“独立书店”，“独立剧场”等等形态无疑都重申着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断。创立者们用经济的独立换取拥有观念独立的信心，年轻人受制于的不再是禁忌，而是经济。在商品社会，不去生产可以消费的“产品”，不去创造“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无疑已经是一种最为激烈的反抗,也将受到最大的桎梏。

　　李一星作品 《不要说》2014   ON SPACE第二回展——不虚此行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艺术空间多收益于旧建筑保护条例与文化扶植的政策，由当地年轻艺术家、策展人运行。如英国利物浦的METAL空间，政府将即将废弃的火车站免费给艺术使用，并相对稳定地给管理者一定的运行费用，同时空间将为社区学校等提供免费的活动场所。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不能实现;但中国的独立艺术空间执拗地诞生于近郊、公寓、地下室;现在以不再是半地下的冒险行为，创办一个空间则带有了更多的责任与不断的资金投入，自然对于回报会有更大的期许，其性质更类似于国外的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在上海，带着国外基金的比翼空间与非艺术空间已经彻底淡出了视线，可见非盈利艺术空间之难。

　　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致结构已定，美术馆、画廊、艺术家的关系等也已基本明确;怎么才能生产出新的可能?怎么才能继续提供批判性思考?独立艺术空间似乎是希望在现在的语境中重新构建一种乌托邦，自嘲式的以一种反商业的姿态去进行风险投资。他们努力反抗着以往的教化，但又不能不带着教化者留给他们的影子。他们不再将所有付诸于艺术，而是将艺术认定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公寓空间性质一样。

　　ON SPACE的创始者是五位刚从大学毕业的艺术家，空间建立在北京燕郊的一个复式公寓里。“以实验性对抗商业性;寻找艺术语言的诸多可能，以多重标准取代单一判定;尝试建立新的价值理念，以新文化滋养新艺术;对既有的标准保持警惕，以批判性实现自我反思与成长。”这样《新青年》式的发刊词，即生气勃勃又充满野心。ON SPACE每一次的展览是用抓阄的方式在五位创办者中选出一位最终决定者，在展览中这种揶揄还在继续，在“不明觉厉”展览中，吴升知的作品是将一位现在已经沉迷于传销的同学的大学习作，伪装成一位佚名的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进而对美术史进行反思。在“不虚此行”展览中，罗蔷的作品是：将伪装的政府要员、艺术界大腕以及卡通人物邀请到场，希望告诉所有参观者，不虚此行;是对于现实的公众价值观的嘲讽。戏谑的态度可能来自与北京“玩世主义”的延续与后现代现实状态的反映。对于受众的考虑成了展览思考的重要一部分，“挺逗的”应该是观者的真切反应。

　　公寓空间中参展艺术家，都将自行承担材料费，而展出作品也不能销售。展览开幕式后的聚餐总是充满了同志般的友谊。这更类似用“艺术公社”或者“艺术合作社”的模式去抵抗商业画廊。所有的参与者，不再是雇佣的关系;“商品——货币——商品”的非人性循环也被打断。只在此时此刻所有的行为与个人才能纯粹而神圣起来。因为艺术家彻底了拥有了艺术的生产资料与媒介，去最为现实的环境中去构建一种乌托邦，去对抗异化。对于“成功”之后的宏大叙事，创建者们基本不予提及，因为“成功”就意味着乌托邦的结束。“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马克思)。并且历史也告诉我们，现阶段“公社”的经济关系是经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的。但激进而不现实的乌托邦已经是对“第二自然”的自省与质疑。而中国式的公寓艺术空间时不时透露出的小布尔乔亚审美，也正是道出了市场中的乌托邦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