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担任国艺会“艺文风向球”讲者时，回视了我于2012年受国艺会委托进行策展项目2004∼2011年成果的研究计划(注1)。计划中针对有刊登广告(具起码预算规模)的展览进行调查，其中一项统计数据值得寻味。2011年有具名策展人展览档数与2004年相比，数量具体成长了50%。从展览广告观看“策展”概念的实践，不论是名义上的或是具实质任务，越趋重视“策展人”的具名，仿若业界认可策展工作中的“作者”身分。有趣的是，2008年以来，策展人具名的“联展”数量增加幅度缓和而稳定，但是有策展人具名的“个展”却是积极、明显、双倍的成长。这个现象是服膺“趋势性”的心态?台湾策展人在此发挥了其独特的创造性或文化生产功能?还是策展人对艺术家而言，只是取代了传统艺评人的位置，提供个展的文论服务?他是文论“作者”?还是展览“作者”呢?

　　从西方历史观点来看，展览牵涉到艺术生产、组成、和体制化的过程。策展人的论述力在于透过展览和文论书写作为媒介的公开展现。其创意集结事物的能力、对艺术的洞察力和空间、社会的敏感度等，使之能同时将展览作为有效的知觉形式，来影响观众的阅读和感受，形成价值观。当代策展的范畴持续扩大，包含组织机构的形式、业界合作的模式、或协力创作的结构。晚近，策展人不只担任传统的中介角色，更积极地展现其如艺术家一般的生产功能，让策展人逐渐获致一种原本传统归属于艺术家的创生性质，展览成为其创作的文本，而策展人相对也就成了展览的“作者”。这项生产多半座落于“群展”的基础上，并彰显在“特展”(temporary exhibition)的型态上。

　　相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策展人参与艺术家“个展”，假设不是取代艺评，而牵涉到艺术生产力的蜕变，其不能重迭、无可取代处，则是在于策展人对于展览形塑过程的参与/介入工夫。这个生产结构的变动，或许可让“个展”超过艺术家自身的想象，在策展人所铺陈的实体空间和叙事脉络发声，建构所谓艺术家诠释的再诠释。更进一步的推论，策展和艺术创作双方有更好的协力理由，可能是作用在“个展”形式的扩张和思辨，也可能是对艺术生产价值的批判和嘲讽，形成所谓“个展”的“个展”，让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存在，形成交流互动和互为主体的场域。

　　目前台湾的艺术家个展，较缺乏“策展”意识，策展人和个展的关系也就相对薄弱，多扮演文论撰述者和行政服务的工作，甚至反映在长幼有序的伦理政治关系中，让“老”帮“小”的策展其实是艺评指导，而“小”帮“老”的策展则是行政服务。这不只是矮化了策展人的能量，也让艺术场域的价值生成回到传统的单一性，未能响应当代文化生产场域来自于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多元性质。事实上，不论是傅柯(M.Foucault)式权力和体制的宰制观，或者是阿多诺(T. Adorno)式的文化工业观点认为艺术创作自主性受到行政管理、中介力量的对立和箝制。这类观点始终影响台湾、超过十年以上的策展价值观，视展览、尤其是“群展”成为一种权力对抗的舞台。艺术家总是要问“我为什么要被你策?”，拒绝让作品“沦为”策展人创作的材料和碎片。这彰显过往艺术生态中，艺术价值优于任何策展功能的底层心念。

　　艺术不论是以物质性、概念性或推论性的形式呈现，它确实是艺术场域中文化资本循环的基础。策展的行为，根据布赫迪厄(P. Bourdieu)是艺术和艺术家价值的文化生产;而展览最终将主观价值和个人品味转化成社会或文化资本，过程中必然生产出特定的个人价值，突显个人声誉。当艺术创作与策展相遇，这两大阵营始终面对“艺术自主”和“策展干预”两极之间矛盾的拉锯关系。当两者均企图主张其自主性时，必然招致对立或折冲的立场。当代策展实践则相对提供了与艺术家共同协力、合作的可能性。

　　或许讨论这个新兴的文化生产力时，“个展”不如“群展”适题。相对而论，策展人在“个展”中的角色功能或文化象征，均值得重新思考。近几年台湾“个展”力邀策展人的风气，或许值得超越权力较劲的政治性或相互站台的利益性，实验演练些开创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