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vs and Tatars艺术小组个展近日在纽约MoMA开幕。Slavs and Tatars小组创立于2006年，他们将“对前柏林墙东部及中国长城西部的区域(这里是欧洲与亚洲相交的一片广袤的大陆)的界定”摆在了其作品创作的中心。该小组是以一个读书小组的形式创立的，他们一直居住在这个区域中并且在其中进行游历——自苏维埃政权接替以来，这一片区对自己的路线进行了重新调整，并且经历了东西方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这里的居民、统治关系以及语言全都处于过渡的阶段。在对这个地区丰富的历史叙述以及跨国关系进行的探索之中，Slavs and Tatars放弃了一种严格进行分析的立场，转而追求某种更加富有联想性、私密性和有意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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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Gretchen Wagner对该小组进行的专访。

　　Gretchen Wagner：你们是从2006年开始合力创作作品的。能谈谈你们小组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会将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当作你们艺术实践的主题吗?

　　Slavs and Tatars：刚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关注前柏林墙与中国长城之间的这一区域的读书小组。为什么我们会从茫茫的世界中选择这个区域?大概是因为私密性、理性和具有争议性等多种因素吧。

　　Gretchen Wagner：既然你们最开始的活动是以阅读小组的形式展开的，那么语言和书籍在你们的项目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Slavs and Tatars：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的阅读小组有点像是奥普拉会见匈奴王阿提拉的感觉。我们找到了一些语意模糊、没有英文原文的文本，然后我们将它们翻译成英语或是直接重印出这些已经绝版、其他人很难获得的东西;有的文本是在我们的“考察之旅”中发现的，那么我们就会将其与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分享——大概5、60个人吧。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第一个项目便是这些如小册子一般的文本或是小型的出版物;最多的时候一版会有50到1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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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读小组这个范围内，我们不断地回到原点。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本书。在我们开始合作的头四年里，我们有三年的时间完全是在做与印刷出版物、书籍和海报相关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在这之后的创作扩张到了包括雕塑、装置或表演等在内的作品形式中，那么事实会提醒人们我们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种将他们带回到书籍之上的方式。现在，当我们在创作任何一种形式的展览时，我们始终会为其添加一种与我们的第一个实践或者说是项目有关的论述或研究元素。

　　Gretchen Wagner：你们将自己为此次项目创作的装置“Beyonsense”描绘为是一幅“反现代(antimodern)的肖像画”。能解释一下你们对“反现代”的理解吗?

　　Slavs and Tatars：很重要的一点是，“反现代”并不意味着与现代性的对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ntoine Compagnon的《Les Antimodernes》一书中，他没有将真正的现代主义者描述为那些只会盼望的乌托邦主义者，反而将其描述为“反现代主义者”——他们多少有些抵制深受前现代主义时代的流逝影响的空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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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不相信“批发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我们宁可选择神秘的事物也不愿意选择理性的事物。我们不相信实证主义者，我们不相信对个人之于集体的过分强调(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全都是现代主义的遗留物)。“Beyonsense”尝试将一种不同类型的现代主义放置到MoMA的藏品之中，或是引发一种对于各种材料的不同理解。对我们来说，MoMA对俄罗斯先锋派书籍的收藏非常有助于我们研究的第一步。

　　Gretchen Wagner：你们是否认为自己的艺术实践有社会甚至是政治方面的应用?如果是，你们希望它能以哪种方式起到能动作用?

　　Slavs and Tatars：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天性上都属于失败主义者，从失败主义非常斯拉夫化的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我们将失败，但我们仍然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我们的角色在于提供故事、工具或是方式以鼓励人们对他们自己进行重新考虑——或是考虑他们个人的主观性类型，或是考虑他们的个性，或是考虑他们对集体责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