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olo Baratta：每届双年展都会包含一定比例由那些被策展人“挖掘出来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也许巧妙地利用了分配给新作品创作的预算。

　　Franco Fanelli：那么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作品最后会归双年展基金会吗?

　　Paolo Baratta:它们通常都是一些特定场域的临时作品，例如拉腊-费芙丽托(Lara Favaretto)2009年在军械库里构建的那个“沼泽”。无论怎么说，我们并不是拥有一间博物馆，投资一件仓库用来储放作品也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空间用来展示作品，它们对于作品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手段。当然，我们会以影像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这些作品，但是收购它们的麻烦在于这会产生其它的问题，比如为作品估价。在我看来，双年展最好能够避开这样的事。

　　Franco Fanelli:你早些时候就双年展与威尼斯当代艺术扩散之间的联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否是对弗朗西斯科·波纳米(Francesco Bonami，Palazzo Grassi博物馆馆长)观点(“威尼斯双年展是一场被各种"活动"吞没了的展览，尤其是最近迅速出现的各种私人基金会，例如Pinaul和Prada”)的回应?

　　Paolo Baratta:自威尼斯双年展“重生”以来，不仅仅是参展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加，观展的私人藏家的数量也是突飞猛进，他们同时为双年展带来了文化以及铺张奢华的氛围，同时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些复兴项目。但是双年展与其它的艺术活动不太一样。它的威望声誉来自于它的独立，来自于主题展策展人的独立及国家馆被授权者的独立;它的丰富内涵则在于它的多元化。

　　Franco Fanelli:但是在这种多元化中，仍然有一些强力的政治力量在操控…

　　Paolo Baratta:政治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艺术从未与历史分离过。双年展对于这个事实很骄傲，历史当然也如此，它相当于是解救盲目崇拜的良方。只要双年展能够维护艺术界正持续需要的那种东西即一个艺术家能够自由会面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Franco Fanelli:在你的那些成就中，你经常会提到双年展的财政自足能力…

　　Paolo Baratta:就艺术展这方面来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90%的经费，当然大部分是通过入场费获得的。

　　Franco Fanelli:你们的收入有一定比例来自于平行展的主办机构。这样一来会不会让平行展的数量过多?

　　Paolo Baratta:不会。而且我今年再三要求总策展人Bice Curiger对提交上来的项目进行严格地评定：只有40%的项目能被选中。在这个当代艺术变得流行时髦的世界中，对某些作品说“不”是保证质量、信息以及独立的一个重要武器。

　　Franco Fanelli:你自己收藏当代艺术品吗?

　　Paolo Baratta:自从我被任命为双年展基金会的主席以来，我就没有再买过当代艺术作品了。我和我妻子收藏了一些小规模的作品，只是为了好玩。我收藏过Felice Giani的画作，他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画家，而我收藏其作品的部分原因是他是我的一位祖先。

　　Franco Fanelli: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究竟都有些什么权利?

　　Paolo Baratta:主席在整个双年展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他议员都信任他，允许他引导事情的发展，提前制定提案和计划。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向董事会提关于各部门主管任命的建议是我的任务。我会督促那些需要完成的事务的发展，因此我有点像是一名承包人或是有创造力的管理员。但是在我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我会尽力确保我没有越过某些界限，因为各部门主管的独立性是要保持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