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林琳

　　9月15日下午4点，中央美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灯火通明。德国摄影师吉塔塞勒及中国摄影师杨勇与热爱艺术的摄影爱好者热烈交流，以摄影为媒介，就当今影像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对话。

　　访谈以王春辰老师对两位艺术家的介绍拉开帷幕。他指出，中德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会让我们看到许多中西方视觉上以及观念上的不同。而这种思想的碰撞，正是超有机活动的宗旨。接下来，两位艺术家分别介绍了自己的作品。

　　首先为我们介绍的是德国艺术家吉塔塞勒。第一眼看到她的作品，我们会为其画面的形式语言所吸引，然而她想要述说的，远不止照片本身。此次主要介绍了她最重要的四组作品。第一组拍摄于1999年，以转型中的德国鲁尔区为背景寻找到的流浪儿童苏熙为主人公拍摄的作品。在鲁尔区由重工业区向文化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不健全不完美的现象呈现出来。一个社会福利如此丰厚的国家，居然有儿童在流浪，这对艺术家触动很大。她决心用照片让人们对流浪儿童进行关注，这也为她随后的一系列作品找到了叙事语言。

　　第二组作品创作于圣彼得堡，题为“流产儿童”。她由第一个项目找到了灵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注意到流产比例的大幅上升，逐渐将它做成一个完整个案。

　　第三组作品是监狱系列。一个偶然的机会，监狱这一主题闯入了她的视线。她开始思考如何用影像，来为监狱中的人换取世人更多的理解。然而，“监狱”一词，放置在任何语境下都是一个处境尴尬的语汇，更是个易遭社会谴责的主题。为此，她带着自己的作品找到监狱长，运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允许进行拍摄。通过体验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行为与表情，她逐渐融入了他们的世界。她近距离的观看着，拍摄下他们无聊而麻木的感觉。

　　第四组历时3年的作品叫做“孩子的孩子”。理念源于她观看一个16岁的女孩的孩子的照片所受的触动。2004年她在柏林的一片住宅区找到了很多未成年妈妈，并与她们交谈，结为朋友。她每周去看望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随着体验的不断深入，她意识到未成年妈妈在抚养孩子过程中身心上承受的的艰辛与无奈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不是她们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德国人，她有责任把社会问题表现出来。而她拥有的最好的武器，就是手中的摄像机。

　　中国艺术家杨勇的拍摄观念与吉塔塞勒截然不同。他强调本土摄影师远没有国外摄影师那么好的福利，可以应邀拍摄或者为某机构拍摄。资金来源永远是创作之前先要考虑的问题，因而“中国摄影师必须具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继而，他强调自己不仅是一位摄影师，更是一位艺术家。摄影只是他与世界进行沟通的一种手段。他庆幸自己的“不专业”，作为一个油画科班出身的人，他也可以利用油彩、雕塑、装置等多种媒介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认知。他强调“即兴多余表演”，要让模特自由发挥，他要做的只是抓住他们细微的表情，瞬间的能打动他记忆的部分。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更为熟悉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述说方式：匆匆的世界，空旷的街衢，寂寞的“我”。作为一名典型的70后与最早走入深圳的一代，他见证了时代的变化。他更多把模特当做一种工具，用来表达自己，表达孤独、迷茫、与人沟通的愿望，表达对于中国快速腾飞以及全球化过程带给中国人的欣喜与困惑。

　　在随后的观众互动环节，嘉宾与观众就摄影师在拍摄中所处的位置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释。德国摄影师更强调 “对被拍摄者的原始性尊敬。”拍摄必然带有主观性，照片上会带有艺术家特有的符号。但唯有等待，等待被接受，唯有拍摄者融入被拍摄者的生活，才有能捕捉到最真实的瞬间。中国艺术家杨勇强调潜意识会释放主观。不管是否被认可，摄影都会表达艺术家自身的观念。他以08年为上海交通系统做的项目“上海属于你”来解释自己在拍摄中的位置。

　　吉塔塞勒最后提到自己最喜爱的两位艺术家，沃尔夫冈和南·高丁，他们带给摄影简单、直接、朴实的表达感性世界的方式，正是她的作品所追求的方向。最近，她向歌德学院申请到一个新项目，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拍摄。拍摄的对象仍是女性，她们既是身体上的弱势群体，又是肩负人类繁衍任务的强势群体。带着她的人文情思，相信她会走得很远。